国家疾控局参加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131]以信息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代表，国家权力溢出政治系统，迅速平台化、社会化。

这与处罚的明确性及可预见性要求不符。目前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信用信息的收集主要采取直接归集的方式，即信用管理机关依法编制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然后直接按照目录从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共企事业单位等信用信息供给单位归集信用信息。

依法依规确定失信惩戒措施确保过惩相当体现了效果法定。基于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政策理念，现有立法几乎都笼统地对失信行为规定一揽子的惩戒措施，只要行为人构成失信，无论具体事实、情节如何，即面临各种处罚的排列组合。[36]参见《关于对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第3条。因此，给付限制措施因不具有减损权益的制裁性而不属于行政处罚。[13][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5]笔者看来，列入黑名单是一种带有行政机关明确价值判断的意思表示，其是否是行政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分析其是否产生制裁效果。[19]很难想象，并非法律专家的普通公众如何能够通过法律检索对复杂、割裂的信用规范进行自行拼接，从而以预知其行为是否构成失信。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在表述直接民主时加上了依照法律规定这个限定词，强调依法律途径参与国家治理，就是要防止多元中蕴含破坏法制、无组织化倾向的大民主形式。

[62] 因此，正如许崇德教授指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就是统一战线。[115]参见陈明辉：《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99-112页。[134]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2019年9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页。[8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然而，与天道归于君主的帝制大一统不同，人民是一个抽象集合和拟制现象，它不可能如皇帝那样同时成为一个国家机构，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必须通过代表制来治国理政。

超大规模国家始终面临社会经济无组织力量的挑战，大一统的本质就是不断再生产并维系组织化的力量。[6] 现行宪法的制定如彭真同志所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包括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133]近代以来，中国人立宪、行宪的意识固然受到异域文明的启发，但宪法内容的形成却绝不是偶然或照搬的，尤其是有关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部分， 它们一定跳脱不出我们自己的文明基座。[116] 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属于民主集中制模式，同时一定程度上包含地方自治的因素，是一种混合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

[2]侯旭东：《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载阎步克等著：《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98页。[79]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121页。正因为有着作为枢纽的国家机关的存在，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实际上不是以平行的国家任务为标准进行划分。[126][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105]参见[英]诺顿主编：《英国宪法百年经纬》，刘练军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74、221页。当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驱动，中国也在逐渐由内容生产的工业社会向注意力生产的信息社会转变。

[11]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摘要: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

[35]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及以下。[127]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年3月25日）。[55]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李伯重、连玲玲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138页。但与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地方自治不同，大一统的逻辑仍然是坚持中央集权基础上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基于对抗而形成的秩序空间，而是强调它作为国家权力延伸触角与补充而存在。其次，大一统表现为统一而分层的政治管辖权结构。[13]因此，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32]参见钱穆：《地方自治》，载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58] 帝制崩溃后的政治大一统之所以能够得到修复，中国和中华民族能作为一个整体迈向现代化和复兴，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与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土壤的大一统相契合、相结合的产物。

[44]现行宪法则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国家统一治理，吸取无组织化社会力量对大一统国家破坏的经验教训而进行的宪法重建，重新构筑了比较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宪法制度的基础。[110]然而，这种集权制既不是三权分立制度，也与作为其母体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有很大不同，而是有着对中国传统政治大一统权力架构模仿的痕迹。

[58]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国家权力除了上述横向的分层而又统一的结构之外，宪法还规定了纵向意义上的单一制下的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

同时，这也导致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权利对应的义务不加区分。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现了统一的治理标准。正如孔飞力所总结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压倒一切的向往。它的本质是通过对过往的叙事，重建宪法今日之处境的历史逻辑，发现历史上形成的客观社会生活结构对现行宪法的内在规定，因而历史作为当下的解释根据而存在。

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83]参见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48页。

[17]朱熹则注君子所居则化。三代至周就已经形成了欲天下之一乎周的统一礼乐秩序，先秦儒家则将天道作为超越血缘、地域和种族来认同统一秩序的根本标准，也就是将受任于天、服务于不同种族、地域之民的生民论作为定于一的统治权基础。

[103] 这种来源于人民共同意志大一统逻辑的基本权利理论产生了很多中国的特点。第一是关于选举权的例子。

同时，通过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65]来实现在这一切国家机关中，也就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66]从而将大一统的逻辑进一步延伸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建立权威与运用权威的有机统一。同时，中国大一统文化孕育了夏夷互变的逻辑：夏退可成夷，夷则进可为夏，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和。[42]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但保持大一统始终是一条贯穿到现行宪法的历史主线。它们本质上都是国家权力配置的不科学，都是权力出轨、越轨，[121]从而成为稳定秩序的破坏者。

最后，现行宪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益于大一统国家创造了促进统一市场体系的有利条件。[134]在一个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肌体里通过宪法来重新组织和治理国家，大一统就是这个基座和经验。

[33]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与西方植根于个人主义的地方自治，作为与联邦分权或对抗的基本权利主体不同，[31]中国大一统的基层自治是与中央政府一起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上下争权，历代地方自治围绕造产、兴学、整军三大纲追求公益，绝非个人主义所容荫。

[45]建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统一意志，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成为与大一统高度契合的思想和制度渊源，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大一统注入新的现代本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反映了大一统新的表现形式。[40]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8页。